请回答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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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故事，可以从春晚开始说起。
1990年1月26日，中央电视台第八届春节联欢晚会拉开帷幕。这届采用“歌舞队”、“戏剧队”和“曲艺队”打擂台方式举办的春晚，总导演是黄一鹤，主持人赵忠祥，裁判长是李默然——三位老前辈如今都已不在世了。
这届春晚，有一首叫《小背篓》的歌曲火了，而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演唱者——一位24岁的苗族姑娘。这个叫宋祖英的姑娘用甜美嗓音演绎的民族唱法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由此开始正式踏上星光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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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祖英演唱《小背篓》
这一届春晚有四个相声节目，但如果包含哑剧和戏剧的话，小品数量达到了6个。在语言类节目中，小品已经开始出现压过相声一头的趋势。
其中有个小品叫《相亲》，讲述的是一对老人代自己子女来相亲，结果发现其实是子女“设套”，希望这对老人喜结连理的故事。演员一共俩人，都是新人。女主角叫黄晓娟，是男主角推荐的，男主角自己也是头一回登上春晚舞台，却凭自己略带夸张的肢体动作和层出不穷的接地气的顺口溜，引得全场观众捧腹大笑。
这个节目后来获得了当年春晚节目评选的一等奖，而这位新人在后来也被称为“小品之王”。那年他虽然看上去有点老相，其实才33岁，名字叫赵本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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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本山在《相亲》中
不过，那届春晚“一战封神”的小品不是《相亲》，而是《主角与配角》。陈佩斯和朱时茂的这个小品堪称一个时代的里程碑，甚至成为了中国小品史上一座一直被仰视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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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与配角》
这个小品留下不少经典台词，流传至今。其中有这样两句：
“想不到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
“队长别开枪，是我！”
回过头看这些台词，颇有些戏谑当年国际形势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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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国际形势，确实让人感到“主角”和“配角”似乎在转换。
这一年的3月11日，立陶宛宣布独立，明眼人知道这只是划过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夜空的第一道闪电，隆隆的雷声即将接踵而至。5月4日，拉脱维亚发表“独立宣言”，宣布改国名为“拉脱维亚共和国”；6月23日，摩尔多瓦发表独立宣言。但这一切都不如6月12日的一则宣言来得威力巨大：所有加盟共和国里地域最广，实力最强的俄罗斯发表《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这一天后来被俄罗斯定为“国家独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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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这个横跨欧亚的庞大社会主义国家，正式开始从内部发生垮塌，而这也注定它在外部的影响力走向终结——从1989年开始的“东欧剧变”的最终大戏，也在1990年上演：
这一年的10月2日，民主德国的政府所有机关停止了工作，而联邦德国的人员全盘接收了民主德国的驻外使领馆。10月3日，一场盛大的庆典在柏林举行，庆祝民主德国的五个州——勃兰登堡、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萨克森、萨克森-安哈尔特和图林根——正式加入。
自1945年以来分裂的东德和西德，在这一天重新统一，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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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德统一
这一年，全世界似乎都在吹一股“暖风”。
就在两德统一前五个月，一个亚洲国家也结束了分裂的状态：5月22日，南、北也门达成了协议，这个从1934年开始被英国割裂为两块的国家也完成了统一。
并不是所有分裂的国家都能轻易地统一，但多年的“冤家”也有握手言和的一天。1990年2月15日，英国和阿根廷的代表在西班牙马德里签署了一项协议，宣布恢复外交关系。这两个在1982年因为“马岛战争”势不两立的国家，远隔万里重洋，互相冷脸了八年，最终还是选择握手。9个月后，当初下令不惜一切代价要远征马岛的“铁娘子”撒切尔，也在这一年宣布卸任英国首相——自她始，由她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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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切尔夫人
而英国在非洲殖民势力的终结，也在这一年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注脚：3月21日，纳米比亚宣布独立。这个拥有82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国家，成为了非洲第51个独立的国家，也是20世纪非洲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原先，纳米比亚是属于南非的殖民地，而南非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把自由还给纳米比亚，并非是南非在1990年做的最引世人瞩目的一件事。就在一个多月前的2月10日，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无条件释放了一个在监狱里被关押了27年的人，这个人叫纳尔逊·曼德拉。
曼德拉被释放后来到了索韦托足球场，向12万人发表了他著名的“出狱演说”，打动了全世界很多人，其中也包括一个28岁的香港青年。这个叫黄家驹的青年深受曼德拉事迹的激励，为此写了一首歌，取名为《光辉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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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出狱后和他的妻子温妮在一起
但1990年的世界，并非没有“冷风”。
这一年的1月3日，美国人把巴拿马实际上的掌权者、国防军司令诺列加押送回了美国。就在15天前，2.7万美军突然侵入巴拿马，这场“巴拿马战争”只耗费了15天，诺列加虽然组织了抵抗，但双方实力差距实在太大，最终只能选择向美军投降。
尽管巴列诺作为军事独裁者，在巴拿马政坛充满争议，但美国公然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的做法还是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不过，1990年最让人震惊的“侵略事件”还在后面。
7个月后的8月2日凌晨1点，在350辆坦克的引导下，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三个精锐师在空军、海军和两栖特种部队的配合下，如同潮水一般扑向了几乎是手无寸铁的邻国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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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的坦克部队进入科威特
尽管并非没有心理准备，但孱弱的科威特军队实在无法抵挡眼前这群刚刚经历过“两伊战争”，配备先进武器的虎狼之师。伊拉克的部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杀入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包围了皇宫。在那里，伊军遭到了科威特皇室亲卫队的激烈抵抗，而带领亲卫队的，就是国王贾比德的八弟法赫德亲王。
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传来后，科威特的王室立刻就做出了去沙特避难的决定，但法赫德亲王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当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候，必须有王室成员带头站出来抵抗！”
法赫德亲王和皇宫亲卫队战斗到了最后一刻——他在射完最后一颗子弹后，被伊军射中，倒在了皇宫的楼梯扶手旁，据说临死前还保持着射击姿势。两个跟随他一起战斗的儿子也都在战斗中阵亡。
伊拉克前后一共只花了14个小时就占领了科威特的首都科威特城，第二天占领了科威特全境，随后宣布科威特从此开始并入伊拉克，成为这个国家的第十九个省——美国入侵巴拿马之后是扶持亲美政权，而伊拉克是直接吞并了一个主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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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赫德亲王
199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5周年，但全世界依旧暗流涌动。当年同一个战壕里的“盟友”和当年的“敌人”，早已混杂在了一起，形成了新的两大阵营——而在这一年，很多人都认为，其中的一大阵营其实已经消失了。
1989年，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这个观点，两年后又进一步做出了总结：
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府的最高级形式”。
这个观点在1990年似乎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但福山当时肯定不会想到，他在27年后接受采访时只能实事求是地承认：
“历史的终结被推迟了。”
因为在1990年，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一片逆境中，依旧在艰难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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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1988年，中国的GDP增长率高达11.3%，但处于经济过热状态，政府的紧缩政策没有取到满意效果，导致1989年的GDP增速悬崖式下跌，骤降至4.1%，1990年更是降到了3.8%——这是“文革”结束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
高额的赤字迫使政府在1989年改变决策，大幅度调高贷款利率，导致危机又恶性循环转嫁给企业，这种结果在1990年彻底浮出水面，以至于中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三角债”——银行提高贷款利率，商业企业为减成本改购进为代销，生产企业生存困难向原材料企业转嫁成本，成为“连锁负债”。
市场疲软，正规产品积压，却带来了另一个衍生效应：假货横行。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曾这样写道：
“1990年前半年的中国，浸没在打击假冒伪劣的讨伐声中。”
这种“假冒伪劣”风甚至刮到了主管领导的身上。1990年7月12日，商务部长胡平去湖北调研时临时买了一双皮鞋，只穿了一天就坏了。愤怒的部长这才发现，这双鞋是一双“三无产品”。
这个故事后来被新华社记者陈芸知晓，写了一篇通讯《商务部长买鞋上当记》，轰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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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事件一定程度上催生了1991年开始连续举办的“3.15晚会”
国外风云突变，国内又发生了特定事件，用“内忧外患”来形容1990年的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夸张。《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他的著作《变化》一书中，第一部记录的就是1990年到1991年的那段中国历史，他给这部分取的题目叫做：“谷底”。
既然已在谷底，要么躺平，要么就是往上爬。
往上爬是需要动力支撑点的。在改革开放进行到第十一个年头的时候，除了广东、福建沿海的五个经济特区之外，中国还在寻找另一个威力更大的“超级发动机”。
1990年3月初，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提出：
“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上海，这座曾经以一己之力上缴全国六分之一财政收入的城市，再一次站到了舞台中央。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上海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宣布：
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
全国看上海，上海看浦东。
这块面积大约350平方公里，在黄浦江以东、长江口西南，紧邻上海外滩的三角形地区，由此迎来了一轮前所未有的快速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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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开发开放30年的照片对比
不过，在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经济强势崛起之前，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和福建沿海，依旧是当时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
1990年2月5日至8日，国务院经济特区工作会议在深圳召开。国务院总理李鹏在会上公布了一组数据：
截至1989年底，五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已批准外商投资项目5700多个，协议外资金额94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41亿美元，占全国的1/4以上 ；五个经济特区1989年的工业产值接近300亿元，是十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增长最快的地区；五个经济特区1989年外贸出口达38．5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近1/10。
率先打开国门，让那里的中国人也见到了一些从未见到甚至从未想到的新鲜事物。
1990年10月8日，中国大陆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开业。这家位于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的麦当劳，成了当时大陆唯一一家能用港币和人民币支付餐饮的麦当劳。
开业那天，拥有500个座位的麦当劳餐厅被挤得人山人海，导致公司不得不从中国香港临时调员工来帮忙，每人每天要忙10个小时，还不能满足顾客要求。
虽然当时深圳已经成为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但深圳男女老少去麦当劳还是像下高级馆子一样。当时流行的汉堡吃法是：先小心刮掉那层芝士，而后吃掉牛肉饼，再吃掉生菜，最后就着可乐吃完上下两片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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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全国第一家麦当劳
但让人大开眼界的并非都是好事。
1990年10月2日，中国人惊恐地发现：原来西方电影里那种夸张的劫机事件，在中国居然也会发生。
那一天，一名叫蒋晓峰的劫机者在一架开往广州白云机场的波音737飞机上强行闯入驾驶室，声称身上有爆炸物，威胁机长将飞机飞往台湾寻求政治庇护。机长借口飞机燃油不够，继续飞往广州白云机场。
在飞机已经着陆滑行的时候，机舱内发生了格斗，蒋晓峰控制住飞机后试图重新拉起飞机，结果这架飞机接连撞上机场上的另两架飞机，造成三架飞机全部报废，128名乘客因此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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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震动全国的“白云机场劫机案”
经济问题和社会治安问题，始终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不过有时候，老百姓也很关注一些其他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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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的夏天，在球迷中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意大利之夏”。
那一年，彩色电视机已经开始慢慢进入中国人的家庭，不少球迷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通过彩色荧屏感受五彩缤纷的足球世界。不过，略微有些遗憾的是，1990年的意大利世界杯，总进球数为115个，场均进球数为2.21个，创造了一项尴尬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平均进球数最少的一届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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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队与西德队最终闯入了决赛，但阿根廷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决赛中没有进球的球队，并且有两名球员被红牌罚出场外。带伤上阵的马拉多纳率领残缺的阿根廷队（卡尼吉亚禁赛）试图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但西德队在85分钟获得了一个争议点球后破门，最终阿根廷队0比1告负。比赛结束后马拉多纳泪流满面，并且拒绝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握手。
世界杯是全世界最高水平足球赛事的盛典，但对于中国球迷而言，1990年足坛最激动人心的事，可能发生在这一年的4月29日。
这一天，第九届亚洲俱乐部冠军杯决赛第二回合，在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打响。当时国内最强的辽宁东药队迎战日本尼桑队（后来J超联赛横滨水手队前身）。
那场比赛的首发名单，直到30年后在互联网上都有人发帖在求，因为可能代表着一代东北球迷乃至中国球迷的回忆：
主教练：李应发，领队：崔大林，上场队员：傅玉斌、赵发庆、李强、高升、李争、李毅、徐晖、孙伟、唐尧东、傅博、黄崇。
双方在90分钟内战成1比1平，由于辽宁队在之前第一回合的客场2比1战胜了对手，所以最终以3比2的成绩获得了冠军——这是中国足球俱乐部有史以来获得的第一个亚洲冠军。
涌进6万球迷的五里河体育场赛后成为了欢乐的海洋，而下一次出现这样的欢庆场面，还要等到11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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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队队员赛后将东北大帅李应发抛了起来。当时这支球队的平均工资是180元，出国打比赛往往自己会烧开水喝，把主办方提供的矿泉水带回来当礼物送给亲友。
不过，那年中国体坛乃至亚洲体坛最重要的事，肯定不是亚俱杯，而是亚运会。
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在中国的北京隆重开幕，来自亚奥理事会成员的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体育代表团的6578人参加了这届亚运会。中国派出636名运动员参加了全部27个项目和2个表演项目的比赛。
对于当时迫切希望融入世界大家庭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中国来说，举办亚运会是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和契机，这从那届亚运会吉祥物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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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盼盼
在不少老北京人的回忆里，1990年北京亚运会引发的全民关注度，一点都不亚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北京的许多公交车里挂上了一块小黑板，写着“今日奖牌榜”，记录当日中国运动员获得的成绩，每次售票员用粉笔更新数字，车厢里就会迎来一片欢呼声。
在大街小巷，人人哼唱的是刘欢和韦唯的那首《亚洲雄风》，甚至有人在小发廊吹着高高隆起的头发时，都会唱上一句“山是高昂的头”。很多人至今以为这首歌是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其实并不是，主题歌是《燃烧吧，火炬》。
全民支持办亚运，真的不是嘴上说说。在经济情况并不乐观的1990年，中国政府要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洲际运动会，一盘帐，最后资金缺口还有6亿元。于是，新中国体育史上又出现了一个“第一”：亚运会体育彩票开始在全国发行。刮一张1元面值的彩票，无论中不中奖，都是为亚运会做一份贡献——有不少老百姓都是中了奖后，还是把奖金都捐给了亚运会组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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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亚运会体育彩票
除了购买体育彩票，全国的上下还掀起了一场捐款运动。从名人到普通人，每个人都发自内心想出一份力。
当时江苏盐城五年级的小学生颜海霞，在报纸上看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号召全国人民捐助亚运会的文章。她在一个信封里塞入了平时自己节省下来的1.6元钱，也不知道寄给谁，就写了“张百发叔叔收”，然后发了出去。后来这份捐款几经辗转真的寄到了组委会，幸运的颜海霞后来还受邀出席了亚运会开幕式。
但对负责亚运会基建工程的张百发而言，资金问题解决了还不够，关键还有按时完成亚运场馆建设的问题。当时他在人大代表们面前立下重誓：
“如果不能如期完成亚运工程，我将从目前北京最高点——208米高的京广大厦跳下去。”
回到指挥部，张百发很快将压力传递了下去，他对7个副总指挥说：
“要跳楼你们先跳，你们跳完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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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百发后来成为了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北京亚运会最终还是如期开幕了。在开幕式上，亚奥理事会副主席致了发言词。这个环节本来应该是由亚奥理事会主席来完成的，但已经不可能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中战斗到最后一刻牺牲的那位法赫德亲王，正是亚奥理事会主席。
法赫德亲王在任期间力主让中国举办1990年亚运会。由于当时国际舆论认为北京不安全，他带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专门到访北京作为表态，鼓励北京办好这届新中国成立后最大的国际体育运动会。为了在开幕式现场致辞，他还专门学习了中文。
在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式上，已经失去“国家”的科威特运动员代表入场式，现场的很多中国观众都起立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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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离世的，当然不止法赫德亲王一个人。
这一年的2月8日，许德珩逝世，享年100岁。许德珩被人熟知的是九三学社的主要创始人，其实他还是一位科学家的老丈人。他的女儿叫许鹿希，嫁给了一个对自己所做工作要严格保密的男人，名叫邓稼先。
1964年10月16日，许德珩拿着《人民日报》刊登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号外问中科院副院长严济慈：
“谁那么大本事啊？全国人民都应该感谢他！”
严济慈笑着对他说：
“去问你的女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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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许德珩和邓稼先以及孙辈们在北京香山公园合影留念
3月5日，一位叫孙敬修的老人过世了。现在的孩子听到这个名字都已经很陌生了，但对于上几代人而言，孙敬修的名字，等同于“故事大王”。他播讲的故事，是那个年代几代孩子共同的回忆。
只是这位老人即便只是给孩子讲故事，也无法在那令人唏嘘的十年中摆脱厄运——他的名字，似乎是在致敬当时批斗的“修正主义”，以至于有一天他自己给自己贴了一张大字报：
“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孙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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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孙敬修爷爷讲故事”，是当年孩子们都熟悉的一句话
在这一年，有三个和民国历史颇有渊源的人相继去世。
一个叫于凤至，她17岁的时候由家人决定，嫁给了一个比他小3岁的男人，男人名叫张学良。1964年的时候，已经66岁的于凤至在美国被迫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与张学良离婚，以断绝张学良赴美之念。她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思考再三，他们绝不肯给汉卿以自由。汉卿是笼中鸟，他们随时会捏死他，这个办法不成，会换另一个办法。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了字。但我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
1990年3月20日，92岁的于凤至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于洛杉矶宅邸。自她1940年因治疗乳腺癌前往美国之后，52年再也没见过张学良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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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凤至
因蒋介石而郁郁寡欢逝世的，还有孙立人。
这位在抗日战争中两次率中国军队入缅作战表现神勇的将军，随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受到了蒋介石的猜忌，于1955年被怀疑“叛变”而被软禁，他的一系列战功和事迹被消除痕迹。直到1988年，国民党当局才派人告知88岁的孙将军“有一切言论自由，可以见任何想见的人。”
可惜，曾被称为“东方隆美尔”的孙立人只享受了两年自由，就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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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
这一年去世的，还有被称为“一代儒宗”的钱穆。
1967年开始赴台定居的钱穆，并没有受到蒋介石的打压，恰恰相反，是被奉为上宾的。也正是因为这点，后来有不少人以此诟病钱穆，李敖就曾对此相当不屑：
“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但随着钱穆的档案逐步公开，学者们发现，钱穆与蒋介石之间每次会面都有谈话记录，从记录看，钱穆从未向蒋索要过什么，也没有任何谄媚的话。所以也有人评价，钱穆只是对蒋有过高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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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对于这一点，钱穆生前其实可能看得比旁人更清楚一点：
“讲历史，便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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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是多个整数年的“纪念之年”。
从这一年上溯150年，英国人用大炮强行轰开了天朝大国的大门；上溯130年，英法联军闯进了圆明园；上溯90年，八国联军杀进了北京城；上溯45年，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了最终胜利；上溯40年，中国人跨过了鸭绿江，和以美国人为首的16国联军在朝鲜战场直接刚正面。
就在这一年的4月7日，中国的“长征三号”火箭腾空而起，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1号”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这标志着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进入国际航天发射市场。
三个月之后，中国第一枚“长征二号”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试验发射成功，证明中国已经具有发射重型卫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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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二号”捆绑式大推力运载火箭发射时的场景
这一年，中国的经济一直在寻求脚踏实地的“软着陆”，却也没有忘记仰望星空，探索未知的宇宙。
十年之交，风云变幻，征途漫漫，砥砺前行。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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