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新说（1-5）
（一）中国为什么不一样？
我在泰国有一个邻居，一次业主聚会时，偶然地交流了一下，竟发现对方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英文爆表，中文贼溜，这让我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赞美之词，层层叠叠，冲口而出。
没想到对方竞直接沉下了脸，反问了我一句：“讽刺乎？挖苦乎？”
这让我顿时手足无措，不知道如此优雅的马屁，为何竟拍到了马蹶子上？
就在我惶恐不安之际，对方叹了一口气，然后自嘲道：“你说我作为一个泰国人，有啥国际关系可研究的？”
“无非就是琢磨琢磨，怎么抱紧美国的大腿，看清中国的脸色，然后在柬埔寨缅甸面前，冒充一下大哥，就这点破事，算什么国际关系？”
“作为永远的吃瓜群众，难道我们还敢冲上舞台去表演？你这么夸我，是想让我夸你吗？”
这位老兄实在是过分坦诚，逻辑上无懈可击，让我只能满脸痴呆，坐在那里嘿嘿的傻笑。
看见我一副孺子可教的模样，对方拍了拍我的肩膀，宽慰我道：“身为一个中国人，你太幸福了，将来这个世界，很可能都是中国的”
这句话让我不由得精神抖擞，如获至宝，急忙追问：“为啥？”
“因为中国从古到今，就和大家不一样。”这是他的回答。
那么为什么中国不一样呢？
那天我没能得到他的回答，这么牛逼的老兄，肯定是冷餐会上的明星，自然不会老把鲜花，插在我这朵牛粪上，再加上那里是一个海边的度假公寓，没人常住，所以后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再遇到这位大牛。
不过每次想到这位老兄的结论，都能让我起一身鸡皮疙瘩，激动得难以自拔，直到最近，我才终于想明白了，这位仁兄说得在理，还真不是逗我开心，为什么呢？
因为在整个人类世界里，只有中华文明的基因，最符合历史的潮流，换句话说，也就是只有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
估计这话一出，好多人已经开始一边低头去找板砖，一边开始忍不住地嘀咕，又要吹牛，不吹你会死啊？
上面的领导要吹，那是为了通过喷气作用，推动地球的转动，造福整个人类，你说你在下面也吹，难道是为了把套套吹破吗？
且慢，我这么说是有证据的，假如你站在时间的坐标轴上，你会发现，在整个人类的文明史里，只有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延续了3062年，除此之外，别无分号，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奇迹吗？
而且更神奇的一点，这套政治逻辑，最终总能实现病毒式的传播，覆盖满所有当时人已知的世界，你不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吗？
有人这时肯定已经怒发冲冠了，啥玩意儿，竟然还有零有整的，你有牛顿爱因斯坦吗？你有卢梭伏尔泰吗？
还最优秀的文明呢，为什么我在马桶边没看见草纸呢？吹牛难道现在不用打草稿了？
不急，让我先给你讲一个道理，在人类所有的政治思想里，只有儒家思想，不是某个古人，一拍脑袋就蹦出来一个神，又或者一个馊”主义”，而是中国古人，对人类最根本的组织制度，客观观察的结果。
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只有这套政治理论，是科学的。
呸！呸！呸！有人听到我这个说法，可能直接就气笑了，你竟然能把孔老二都从坟里请出来，你是打算让我们裹小脚呢，还是立贞节牌坊？
又或者是训练我们爱上SM，见了皇上就三跪九拜，把性虐待当成人生的终极追求，变成一个彻底的奴才呢？
错！
无论是”食古不化”的孔老夫子，又或者是”装神弄鬼”的董仲舒，甚至还有那个一天到晚”假”正经，满嘴”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他们都不是儒家学说的发明者，而只是解释者，严格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一群”修正”主义者。
那是谁发明了儒家制度的呢？
一个叫做姬旦的人，有时候又叫做叔旦，至于他是不是有蛋黄蛋清，是不是被煮熟过，这都不重要，你只需要知道，自从有了这个人开始，中国就一直”高”全世界那么一点点。
因为有了”周召共和”，所以我们才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他”宅兹中国”，所以我们才自称中国人。
那么他是谁呢？
诸位都看过《封神演义》吧，想必大家都想和妲己搞点暧昧，尽管这风险很大，稍不留神就会变成肉酱，或者去参加一下纣王开的party，和一群裸男裸女狂奔，但如果失了足，掉到了酒池子里，那你就只能做个醉死鬼了。
又或者去找周文王姬昌算个命，但很可能他只是满口瞎诌，不然他怎么不知道，自己会被纣王关起来；至于到渭水边，看看愿者上钩的姜子牙，你很可能听不懂他说的话，因为他是一个羌人，属于少数民族，考试是要加分的。
姬旦就是那个时候的人，他是周文王的一个儿子，不过运气比较好，如果你穿越到商朝末年，有幸参加了纣王的酒池肉林聚会，你吃到的不是他的肉，而是他大哥伯邑考的肉。
姬旦
这不是我吓唬你，中华文明的早期，也是随着人类发展的大流，本来也是要沿着鬼鬼神神，上帝安拉的这条路子发展下去。
商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按照著名历史学家李硕，在他的《翦商》一书中的说法，商人有点像古代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痴迷于鬼神，没事就到周边的部落去抓点俘虏，男男女女地剥光衣服，洗洗干净之后，要么开膛破肚，要么剁成肉酱，放在祭台上，先让祖宗们闻闻味儿，然后就自己享用了。
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按照《封神演义》里的说法，就是因为长得太帅，被妲己看上，坚决不肯霸王硬上弓，最后被陷害，变成了人肉叉烧包，连他老爸周文王都被迫分享。
所以穿越绝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特别对小白脸而言，在那个时代，到处都上演着比今天最恐怖的恐怖片，还恐怖一万倍的故事。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梅尔·吉布森导演的电影《启示录》，里面有很多血淋淋的场景，反映玛雅人建立的阿兹特克帝国，用活人献祭的场面，和商人一模一样。
所以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很可能是商人的后裔，因为历史里有记载，被周人击败的商人，有一部分浮舟东渡了，很可能是去了美洲大陆。
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委书记的著名历史学家邓拓，就认为东渡扶桑里的扶桑，是指的墨西哥而不是日本。
虽然我也很喜欢这个推论，因为这意味着某一天，中国变得超级强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对整个美洲，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在内，提出领土要求。
这事虽然听起来挺荒诞，但是也不算太奇葩，毕竟有了一个先例，今天的以色列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不过话虽如此，但这个推论实在是不太靠谱，因为整个美洲都没有发明轮子，而商人是有战车的。
按照郑州大学邢成才先生的论文，《商代后期中原战车的研究》一文里的说法，殷墟里出土的大部分是两匹马拉的战车，只有弓箭和自卫用的短戈和短剑，估计是两人制的，一个人负责驾车，一个人负责射箭，战斗方式很可能和古埃及人相同。
我怀疑这是他们被周人击败的关键原因，因为周人所有的记载里，都说他们的战车是4匹马拉的，能站三个人，左边的射箭，中间的驾车，右边的手持长戈，负责肉搏。
这个配备在那个时代，简直是无敌的存在，对商人的战车完全是碾压之势，相当于重型坦克对阵轻型坦克。
牧野之战里，周武王出动了300辆这样的战车，攻击纣王的军队，属于降维打击，这可能才是他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写着写着有点跑题了，我们还是书归正传吧。
周武王本来是要做另一个纣王的，你千万不要觉得我是在胡扯，按照《逸周书·世俘解》里的记载，他对拿刀削人的兴趣，一点儿也不比纣王差，先是把一百多个商军将领变成了人棍，又砍了40多个商朝贵族的头，最后又拿着纣王和妲己们的尸体当箭靶，不仅把他们的头插在旗杆上，还把尸体烤了烤，也和商人一样，用人肉祭祀了神明。
至于吃没吃，古书上没说。
周初的统治是很残暴的，和商人是一个路子，我们以前听说商朝的遗老遗少中有两个人，伯夷和叔齐拒绝投降，后世的人把他们说成愚忠愚孝，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按照《史记·伯夷列传》里的记载，这两人是痛恨周人的”以暴易暴”，也就是以一种暴政，代替另一种暴政。
这是他们俩的原话，也是这个成语的出处。
这么看来，中华文明本来是要随着历史的大流，继续走在鬼鬼神神的路数上，而且我们很可能也叫不了中国人，因为周武王抢了一把就跑了，继续去当他的陕西娃，并没有打算做一个人见人爱的河南人，说好一个”中”字。
周武王姬发看来是有点地域歧视的，假如历史这么演变的话，1963年，在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上，也就不会刻下”宅兹中国”这句话了。
然后呢？
然后历史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姬发虽然不打算当个河南人，但是他计划在洛阳修一个神庙，方便他和天地沟通，顺便建个军事堡垒，好监督商朝的遗老遗少，于是就把这事交给了他弟弟鸡蛋，不对，是姬旦。
这个姬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周公，对于这个改变了中华文明走向的关键人物，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早已不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
当然，如果你对于算命解卦这类事很在行的话，也许你会看过一本书，叫做《周公解梦》。
不过这本书和周公本人实在是没什么关系，全是因为他的小迷弟，孔丘孔仲尼，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孔老二，一句感慨引发的意外。
《论语·述而》里记载，孔子一生碌碌不得意，老年的时候，忍不住叹息道：“我老了，很久都没梦到周公了。”
这话的本意，是感伤岁月易逝，壮志难酬，可是孔子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有人就趁机把周公和弗洛伊德画了等号。
现存最早的《周公解梦书》，是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也就是那个叫做王圆箓的道士，从藏经洞里找到的，先后卖给了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俄国人奥尔登堡。
这些残卷现在分别被英国伦敦博物馆，法国巴黎图书馆，还有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文物部门收藏。
刘文英先生对此有专门的研究，他在《中国古代梦书》一书里说，这本书最早大概是在三国时期，吴国人假托周公之名写的，纯属伪作。
不过你要去百度上搜索一下，前面居然有十几条，都是打着周公的名义骗钱的。
虽然中国传统算命的老祖宗，都是出自姬家，姬旦他老爸姬昌，发明了64卦，按照南怀瑾先生的说法，周文王在坐牢的时候，通过研究《易经》，搞出了《周易》，而姬旦又被后人硬塞了一本《周公解梦》，强封成心理分析学的祖师，但这不是中华文明的气质。
因为从周公开始，中华文明产生了一次决定性的飞跃，不再依赖于鬼神，而走向了现实主义。
要知道这一次革命，直接领先了欧洲文明二千多年，欧洲的启蒙运动，要到了17世纪才开始，而阿拉伯文明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迷信的束缚。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是第一个走入现代社会的，这也是为什么整个人类文明史里，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过程中，被拍死在沙滩上，但只有中华文明能延续到今天，而且在可见的未来里，它依然有勃勃的生机。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自豪吗？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自己这个最宝贵的遗产呢？
因此搞清楚我们是谁？儒家思想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难道不是极端地重要吗？
怀着这个目的，我准备写一本中国儒家思想的演进史，探讨一下周公作礼乐是怎么回事，孔孟之道是怎么形成的，“天人感应”为什么会成功，宋明理学又为什么会走向陈腐。
最后删去后人嫁接的那些枯枝烂叶，恶草毒藤，找出儒学的本源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它是人类最科学的政治学说？
当然，要想写清楚这一切并不容易，稍不留神就会变成了催眠曲，我也只有斗胆一试，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包涵，多指教。
还是回到姬旦身上，那周公究竟是怎么把一个毫无创意，没盐没味的白煮蛋，最后搞成了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臊子蒸蛋呢？
千万不要以为我在恶搞，有一句话，叫做治大国如烹小鲜，厨神在，正神在，中餐能横扫全世界，并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第一次拉开差距，就是从搞清楚了该怎么吃饭开始，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二）吃饭很重要吗？
假如你问赵本山的话，他也许会先是一愣，然后满脸关切地对你说：“大兄弟，迷路了吧，要不要我送你回去？”
这时候站在赵本山旁边的高秀敏，赶紧拉他的衣角：“当家的，你连他住哪儿都不问，你咋送他回去呢？”
赵本山这时会把小眼一瞪，充满自信地说道：“能向我请教这个人类最根本问题的，必然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
对呀，如果不是脑袋有包，谁会问这个问题呢？
可是回到三千年前，有一个不是母鸡下的蛋，却叫做姬旦的牛人，就是研究清楚了该怎么吃饭的问题，居然让中华文明，从此之后，领先了全世界两千多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前面我们讲了，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周公，那他的本职工作是干什么的呢？
算命先生。
虽然今天的算命先生，通常是蹲在寺院门口的犄角旮旯里，在地上摆一本《周公解梦》，两个眼珠子贼溜溜的乱转，一边警惕地观察着有没有城管出现，一边仔细地测量着每一个路人的IQ。
如果他发现某人的智商在平均线以下的话，他会马上亲切的凑过去说：“这位贵人，我看你大腹便便，神情恍惚，双眼无法同时聚集在两个点上，这说明你被财神看中了，来来来，让我为你打通任督二脉，从此你就可以和大长腿牵手太古里，下馆子有王思聪替你买单，买彩票专中头奖，说不准绝不收钱。”
不过在三千年前，算命先生可没沦落到这个地步，他们是国家的高精尖端人才，属于掌握了宇宙奥秘的砖家，所有的人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向他们咨询。
没有他们的意见，大家都不知道，出门是该先迈左脚，还是右脚。
我们从《甲骨文汇编》里就可以看到，商王想去打猎，那得先请算命先生烧个乌龟壳，看看会不会天降暴雨，把自己浇成了落汤鸡；商王牙痛的吃不下饭，也得请算命先生再烧个乌龟壳，看看是忘了给哪个祖先喂人肉，导致他们很生气，把自己折腾得要死不活。
周文王为什么是羌人中周族的首领？就是因为他发明了64卦，破解了上帝的密码，变成了神仙大院的守门大爷，从此你要想找上帝办点事，全靠他帮你牵线搭桥。
他要是给你点脸色，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领导。
而姬旦所从事的，就是算命先生这份很有前途的职业。
可惜的是，姬旦先生虽然继承了周文王的衣钵，但他既不信鬼，也不信神，属于吃饭砸锅的那一派。
《论衡》里说，周武王伐纣之前，组织了一场算命大会，烧了N多个乌龟壳，扯了几亩地的蓍草，结论居然全都是”遭”字，吓得周武王不敢出兵，姜子牙一脚踢飞了这些乌龟壳，说出了掷地有声的话：“枯骨死草，何知吉凶！”
《太平预览》里也说，周武王走在半道上，雷把他的马给劈死了，吓得下半身有点漏水，姬旦劝他赶紧回家，换条新裤子。
不过周人这时还没有发明裤子，只有绑腿，所以姜子牙说，别疑神疑鬼的了，擦擦赶紧就走，纣王还等着我们打麻将呢，今天好不容易设了个局，一定能把这小子坑了。
但这些大无畏的事迹，都属于张冠李戴了，真正不信鬼神的人，其实就是姬旦。
因为按照《荀子·儒效》里的记载，周武王出门就碰见了扫把星，走在半道上又遇到了泥石流，三天出现了五场大灾祸，大家都觉得老天爷不支持自己了，劝周武王赶紧撤军，只有周公觉得这些话纯属扯蛋，坚持必须向前。
《荀子》成书在战国时期，《论衡》是东汉时的著作，《太平预览》则是宋代的作品，《荀子》比后两者，早了几百甚至上千年，自然可信度更高。
那为什么姬旦这个算命先生，居然不信鬼神呢？
因为摆个八卦，烧点王八壳这事，怎么可能靠谱呢？
《尚书·金鄊》里记载，周人刚刚击败了商人，周武王就一病不起，姬旦非常着急，只好又搞点封建迷信，算了三次，烫了无数个乌龟壳，神传达的意思，都是自己可以代替大哥死，大哥没事。
于是姬旦两眼一闭，双脚一伸，躺在床上等死，可是等来等去，结果却是周武王一命呜呼了，姬旦屁事没有。
鬼神如此的不讲信用，只会忽悠，这让周公非常地失望。
想来这种事，之前也发生过很多回，而姬旦先生又是很有一点科学精神的，不是一句”心不诚则不灵”，就可以忽悠地过去的，因此这颗怀疑的种子就越长越大了。
所以周武王在牧野击败了商军，进城后看见”自焚”了的纣王，居然尸体毫发无损，吓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生怕他会复活，于是又是拿箭射他，又是拿斧子砍他，最后还拿到火上去烧了一把，我估计很可能把他的肉也吃光了。
站在一旁的姬旦，也就是周公，看见大哥周武王，在那里疯狂的搞厌胜巫术，心想这一点都不科学，纣王无非就是被烟熏死了而已，哪有这么神秘？忍不住在旁边冷嘲热讽，最后让周武王自己都觉得很尴尬。
这事记载在《楚辞·天问》里。
估计在当时周人的精英里，对神仙不感冒的大有人在，至少姜子牙看起来，就和姬旦的世界观差不多。
但问题是，不信鬼神的毕竟是极少数上层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村夫愚妇，那可是虔诚得不得了，更别提商朝的遗老遗少们，完全是靠着乌龟壳指点人生。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不继续装神弄鬼的话，如何来实现统治？
可是要大搞封建迷信的话，那不又走到商人的老路子上去了吗，早晚要翻车。
而很快这个问题，就不再是周武王的问题，而是周公的问题了，因为周武王死了，临死前托孤给了姬旦。
更可怕的是姬发刚一咽气，周公的哥哥管叔和弟弟蔡叔，拉着纣王的儿子武庚一起造反了。
姬旦这时候非常艰难，人人都想打碎他的鸡蛋壳，把它炒来吃了。
当然，中国人这个时候还不会炒菜，炒菜这门绝活，还要等到传热效果更好的铁锅发明之后。
那么为什么大家都不肯帮姬旦，只想吃他这个白煮蛋呢？
第一个原因是他老爸太能干了。
《封神演义》里说他生了99个小孩，路上还捡了个雷震子当干儿子，刚好凑齐了一百人，更重要的一点，他们人人手里都有军队。
既然大家都是”姬”，在没有搞清楚究竟是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之前，凭啥你鸡蛋就有资格来管鸡？
第二个原因，神仙没表态。
周武王灭商之后，对鬼神的态度似乎有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一个坚定的迷信婆婆，变得有点疑神疑鬼了。
《逸周书·度邑里》记载，周武王临死之前，命令周公辅政，只是说神托梦给他，但是坚决不让召开算命大会，因为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他对算命一点信心都没有。
虽然周武王回避了，万一乌龟壳烫出来的结果不给力这个问题，但是没有王八作保，也同样让人怀疑，姬旦的营养价值，到底能不能和甲鱼蛋相比？
因此按照当时的政治惯例来说，姬旦的执政合法性是存疑的。
所以这时候马上有几支”姬”跳出来，想要琢穿他这个”姬旦”，剩下的”姬”都在旁边围观，就连姜子牙也端了一个小板凳，坐在旁边，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放任管叔和蔡叔率领的八国联军，浩浩荡荡的杀向陕西，准备看一场热热闹闹的斗”姬”比赛。
所以一千多年后的白居易，读到这段历史时，都忍不住感叹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姬旦这时候被逼到了绝境，但人往往在绝境里，才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正是因为这个走投无路的绝境，让姬旦灵光一闪，想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理论，直接把中华文明，推上了当时人类的巅峰。
那他做了些什么呢？
第一，既然没有神仙站台，那就用历史说事，他声称商代的伊尹就做过和他一样的事情，既然伊尹是个好人，那他肯定更是一个完人。
第二，他声称天命是一种自然规律，不是靠算命算出来的，而是上天看你在人世间的表现好不好，才决定认不认可你，所以周能代商，不是因为命算得准，而是因为周有德。
所以周武王选择了他，就是因为只有他才掌握了这个自然规律，因此所有的大”姬”小”姬”们，必须跟着他走，才能完成这次进化的选择。
这些说法都被记载在《尚书》里。
当他抛出这两个观点之后，结果直接就闪瞎了大家的眼，姜子牙马上就对他跪了，所有的”姬”们，也全都跪了，他们现在终于想清楚了，关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千古谜题，居然真的是先有蛋，后有鸡。
所以他们得听姬旦的。
什么，这就能让人跪了？我估计很多读者，看到这里一点也不服气，就这点道道，也能算千古牛人？
今天大家随便找个人出来，都能比这说得更好，这有啥了不起的？
但我们回溯历史，一定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这件事之所以石破天惊，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对神的用法。
你要知道在此之前，商王之所以是合法的，全靠他舍得下本钱，经常请神大吃大喝。
按照甲骨文里的记载，他最多的一次，把三千个俘虏做成了肉酱，让鬼神们的肚子撑得溜圆，这个排场无人能比。
既然商王和鬼神们的关系这么铁，那谁还敢不听他的？
而周文王之所以被羌人们所拥护，也是因为他卦算得准，明白上帝他老人家的心意。
所以他能上位，那是因为听得懂领导的暗示。
但姬旦却抛出了，以史为鉴，以贤为鉴，以民为鉴这种全新的合法性逻辑，直接就毁了当时人的三观。
以前大家都以为，谁能当老板，那是因为跟鬼神有点裙带关系，鬼神把胸罩给了谁，谁就能比大家”高”那么一点点。
而现在姬旦说，其实人人都有胸罩，只要你做的够好，鬼神就会帮你挤一挤，让你从此波涛汹涌。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创新。
所以不要说姜子牙和那群”姬”们，要给姬旦跪了，如果遥远的埃及法老，希腊迈锡尼的国王，这些当时最牛逼的人物，一旦听到了这样的理论，照样会跪在他脚下。
你不要说这些三千年前的人，就是两千多年后，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第一次看到传教士带回来的儒家著作的时候，那也是双脚发软，膝盖直接就着地了。
因为在当时的欧洲，大家都以为只有教会才有上帝给的胸罩，因此才能波大无脑，但看完了儒家的著作之后，大家猛然发现，其实人人都有胸罩，上帝挤谁的不挤谁的，不是教会说了算，而是要靠自己努力。
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欧洲的启蒙运动，而当时的欧洲”公知”们，都在借儒学造势，这和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动不动就要给西方跪了，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欧洲人后来能牛逼起来，离不开中国人的点拨。
而阿拉伯文明，显然就没有好好的读过孔子的书，直到今天，还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安拉至”大”，因此还动不动就在胸前绑个炸药包，以为这才是真的”大”。
如果想明白了这件事，你就知道，催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新教思想，特别是加尔文派，他们所说的上帝预定论，也就是所谓的虽然天命不可改，但一个人是不是上帝的选民，其实是有迹象的，也就是看你在尘世中的行为，像不像一个上帝的选民，这套逻辑，其实就是对周公思想的全盘抄袭。
所以你再看一本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大加吹捧的书，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所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声称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就是实现了从”传统权威”向”法理权威”的转变，是其他文明所没有达到的境界，根本就是胡扯八道。
因为马克思·韦伯的所有思想，只不过是在炒周公两千多年前的剩饭而已。
所以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我们的文明何其伟大，只不过后人越走越偏，略有点不争气而已。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再也不能喊他鸡蛋了，我们必须恭恭敬敬地称呼他为周公，按照孔子的说法，他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元圣。
周公虽然用前所未有的思想，统一了上层精英，但是他也知道这套东西，普通贵族只是一知半解，老百姓更是一头雾水，所以他在发动东征的《大诰》里，还是要用点”传统权威”的。
他声称周文王养了一只超级牛逼的王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对隔壁老王的行踪，更是了如指掌。
所以他决定豁出去了，要用这么珍贵的老王八，来整个红烧甲鱼，既然大家都吃得这么爽，那跟我干自然也是没错的，因为真理就在王八壳上。
周公也因此开创了，中国此后三千年的治理方式，和有文化的人讲逻辑，谈谈”法理权威”，对没文化的人讲鬼神，还是用”传统权威”。
这就是《易·观》里说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周公既然把整个人类的文明，都提升了一个级别，那他对叛乱分子的攻势，自然也是降维打击。
他用了三年的时间，从黄河流域一直打到了长江流域，彻底征服了整个已知世界。
周公虽然成功地度过了危机，但这事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治理一个企业，光靠发奖金是不行的，甚至给点股票，也不一定能收买得了人心。
因为这两个手段，周武王都做了，分封就相当是赠股权，赏赐就相当是发奖金，可是员工里想躺平的，一定会躺平，该跳槽的，照样还是要跳槽。
所以周公认为，问题出在了企业文化上，那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搞团建了，而团建的核心又是什么呢？
自然就是聚餐喽。
所以周公突然发现，一切的核心，居然是一个吃饭问题。
吃饭很重要吗？
如果你问郭德纲，也许会出现下面这段对话：
郭：“今天我发现了一个外星人。”
于：“我看你脸红得像个猪肝，你没发高烧吧。”
郭：“没有，体温也就40多度，比非洲的气温低多了。”
于：“怪不得开始说胡话了。”
郭：“我今天看见了一个人，穿得比我好，衣冠楚楚，人模狗样的，我发现他是一个外星人。”
于：“嗨，你看见人家比你穿得好，就说人家是外星人，怪不得你大脑供血不足，心眼太小了。”
郭：“谁小肚鸡肠了？！你看我这身肥肉，随便也能煎出几十斤油来。”
于：“那你咋嫉妒别人呢？”
郭：“因为他问了我一句话，结果露馅了。”
于：“什么话？”
郭：“吃饭很重要吗？”
你看，吃饭重不重要这个问题，你要去问别人，不是被人当成神经病，就是被误认为外星人，而周公居然想从吃饭问题着手，构建一个大国秩序，是不是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那他到底干成了这事没有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三）中华饮食为什么会博大精深？
常有朋友对我抱怨说，现在的神仙不灵了。
每当遇到这个时候，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请神仙吃饭了吗？你给神仙们送礼了吗？
然后他们会说，我花钱给神仙烧香了，难道这还不行吗？
这时我只能叹口气，指出没文化的严重性，因为烧香只是传达信息，相当于你买了一个手机，给神仙打了个电话，你俩熟都不熟，你就开始要这要那的，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这和你拿起手机，随便拨了一个陌生号码，然后就让对方把钱转到你的账户上，有什么区别？
这不就是缅北的电信诈骗分子们干的吗？难道你还想在神仙头上动土吗？
不遭报应就不错了，还敢说神仙不灵，神仙是这么求的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现代人居然都想不明白，但是古人却清楚得很。
前面我们讲了，商王为了讨神仙高兴，掌握正确的宇宙奥秘，不停地四处发动战争，到处去抓俘虏，洗剥干净之后，做成人肉料理，供神仙享用。
而且为了让神仙吃得高兴，商王一方面对食材很挑剔，动不动就找点大人物，比如拿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让神仙换换口味，另一方面还很注意就餐环境。
《礼记·郊特牲》中说，商朝人给神仙上菜的时候要奏乐，吃饭过程中间也要奏乐，吃完了还要奏乐。
不过这个场面，让人想起来有点毛骨悚然，一大群赤条条的男男女女，在欢快的音乐声中被送上了祭坛，然后就被人开膛破肚，切成一块一块的，由巫师捧着，挨个请神仙品尝。
这就是”祭”这个字的来源，上面半截像不像人肉排骨？下面半截代表着巫祝举着肉块，献给鬼神。
不过神仙是很注重身材的，闻闻味就可以了，剩下的就由商王带着贵族们，该烧烤的烧烤，该卤煮的卤煮，最后风卷残云了。
实在吃不完的，商王就会挂在树上，风干一下，用来做夜宵了。
这就是《封神演义》里，酒池肉林中，肉林的来历。
商王这么做，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喜欢吃人肉，同时也是想通过这个盛大的”排场”，来恐吓其他部族的首领，毕竟好莱坞最恐怖的恐怖片，和商王的祭祀场面相比，也不过是毛毛雨而已。
因此当周公平定了三监叛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摄政王之后，他就必须考虑一个问题，如何让周朝的统治获得合法性？
这时候，他发现传统的路子都走不通了，因为他要想证明，自己比商王更尊重鬼神的话，是不可能的，因为商王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做到了极致，是YYDS了，也就是所谓永远的神。
而如果他要想执导恐怖片的话，也是不可能的了，先不说商王已经是一个被封了神的大师，拿过无数次的奥斯卡大奖，单就是想要达到商人每天消耗的俘虏数量，就直接会把周人逼上穷兵黩武的道路，而这恰恰是商朝灭亡的关键原因。
既然车到山前没有路，那就只有换个玩法，但是换哪个赛道好呢？
毕竟对人类其它所有文明来说，鬼神才是唯一的指路明灯，即便是如今的美国，无论是总统就职，还是证人宣誓，都是要手捧《圣经》，请上帝他老人家来跑一趟，而不是请隔壁老王来帮忙的。
更别提整个阿拉伯世界了，你看看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那个敢说自己不信《古兰经》？
既然现在的人都摆脱不了鬼神，那回到三千年前，周公又该怎么办呢？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叹中华文明的伟大了，他们居然在三千年前，为人类找到了一条唯物主义的出路，而且居然是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这实在是让我们太自豪了。
那周公想到了什么办法呢？
亲情！用亲情把所有的人连接起来，最后构成一个和谐社会。
那为什么亲情能做到这一点呢？
因为亲情代表着家庭，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家庭更重要的了，它就是我们所有寄托最终的归宿。
在每一个正常的家庭里，夫妻之间会相爱，父母会发自本能地爱护子女，而子女会出于天性，去孝顺父母，我们活着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寻找和享受这些亲情。
这些都是大自然刻画在我们基因深处，真正不可更改的宇宙密码。
而周公居然发现了这个宇宙密码，他想如果一个社会，所有的人之间都充满了亲情，互相关爱，大家都能像一家人那样一起生活，那这样的社会，不就是一个天堂吗？
那么既然天堂就在人间，我们又何必再去装神弄鬼呢？
周公的这个发现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他让中华文明从此成了人类所有文明中，绝无仅有的唯一一个，不依靠迷信谎言，就能凝聚和发展起来的民族。
而欧洲人要到了19世纪，才由马克思发现了这一点，因此他忠实的信徒欧仁鲍狄埃，才敢在国际歌里写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中国人在三千年前就整明白了的事情，阿拉伯人到现在都没领悟，欧洲也不过是一百多年前，才有人敢说这话，所以中华文明为什么经历了那么多风风雨雨，却依然能延续到今天？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比他们高了一个维度。
能想清楚亲情是人类最重要的感情这一点，已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了，那接下来周公就要考虑，什么样的家庭，才算完美家庭了。
四个字，“亲亲”“尊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亲近该亲近的人，尊重该尊重的人，换句话说，就是父母要爱自己的子女，子女要尊敬父母，兄弟姐妹要互相爱护。
他认为一个家庭要是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完美的，如果推广到整个社会上去，那就是搞清楚谁有资格做爸爸，谁来做儿子，谁来做堂弟，谁来做外甥，谁是远房的亲戚，谁是外人？
大家各安天命，好好地过日子，严禁上蹿下跳，挑拨婆媳关系，破坏家庭和睦。
这就是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宗法社会的底层逻辑，而周公就是整个儒家文明的奠基者。
他这套想法，今天很多人可能看不惯，这一点也不奇怪，但如果你因此而觉得，儒家思想就是一些狗屁不如的陈芝麻烂谷子，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儒家思想实际上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儒家的价值体系，也就是它的理论核心，就是要把整个人类社会，改造成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在人间找到天堂。
第二个层面是儒家的方法论，也就是如何来把儒家的价值体系，推广到社会实践中，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制定出一个完美家庭的标准。
在这两点中，我们必须指出，儒家的价值体系是无懈可击的，它是人类所有思想中，唯一符合科学原理的，因为只要有人在，就有家庭在，家庭就是人类最好的组织方式，除非人类抛弃了家庭，否则儒家思想就是永远的真理。
相比之下，所有的西方思想都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都不是事实。
人是生而自由的吗？人是生而平等的吗？这两个现代西方思想的基石，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都是源自基督教里，上帝面前众生平等这条教义，所作出的推论。
它们不是对人类世界观察的结果，它们是一拍屁股就”冒”出来的。
所以在真实的世界中，你见过哪个人是真正自由的，你见过哪个社会是绝对平等的？
因此西方人为了解释这两个谎言，就必须加上更多的谎言，通常就是预设很多前提，比如自由必须是在遵从社会习俗的前提下，平等只是指的机会，和结果无关。
但是当你加了这么多的先决条件以后，这两点还是它们原来的意思吗？
这就像上帝和它的天堂一样，都是一种想象，上帝会让他的信徒进天堂，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归根到底还是谎言，是注定永远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西方文明的核心是谎言，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实践，双方有着本质的不同。
中华文明是唯物主义的，而西方文明则是唯心主义的，中华文明是科学的，西方文明是迷信的。
但儒家的方法论，则要另当别论，因为完美家庭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它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所以儒家的方法论是会过时的。
而我们现在看不惯的，就是儒家的那些过时的方法论，但儒家的价值体系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因为它的根基是牢靠的，是科学的，它就是自然规律。
回到周公，同样他的这套思想的原理是正确的，但是他的方法论，则是有着明显的时代局限的。
因为他想以周武王这支血脉为嫡系，建立一套由近至远的等级制度。
但即便是这个被深深地刻上了时代烙印的想法，在三千年前周公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壮举，那他要如何来完成这次伟大的社会实践呢？
当然是靠宣传了，但如何宣传呢？
要知道在他那个时代，普通的老百姓屁都不懂，大部分的贵族都是文盲，那怎么让这帮草包，明白他这些深邃的想法呢？
周公想到了个好办法，从吃饭着手，也就是通过举办宴会的时候，来完成这次团建。
不过在那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畜牧业还不发达的年代，吃肉可不像我们今天这么容易，一年之中只有那么固定的几次，也就是祭祀神明的时候。
古人几个月才能打一次牙祭，吃肉自然就是一种无敌的诱惑，所以无论大家信不信鬼神，祭祀的时候一定会在场，因为神仙闻完味之后，就是凡人大快朵颐之时。
既然大家对肉这么流口水，周公自然就会借这个机会来搞团建，当然人肉是不准再吃了，而且不能再提，而且周公还规定平时不准喝酒，只有祭祀时才可以喝。
这些规定让所有的人，在肚子里的馋虫的驱动之下，随时都惦念着这几天。
但是要想吃酒喝肉，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周公规定，首先大家要严格按等级高低排好队，先搞个大合唱，祭祀天地的时候要唱《大雅》，相当于今天的《义勇军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类的主旋律，都是回忆武王伐纣时的艰难，歌颂周朝替代商朝的正当性歌曲。
如果是举办乡间贵族运动会，也就是射箭比赛，那就唱《小雅》，类似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之类，教育贵族该如何修身养性的。
等到吃饭的时候，下饭音乐也要演奏正能量的乐曲，比如《南泥湾》呀，《太阳最红》之类。
这还没完，吃饭之前还要跳个忠字舞，相当于样板戏，都是固定套路的，主要是表现武王伐纣时的场景。
听着很累人吧？可是你还不要想混过去，因为领导的大管家，也就是拿个刀，端个菜板，负责杀鸡宰羊，给大家分肉的那个人，会严厉地注意着，唱歌时有没有人跑了调，跳舞时有没有人迈错了脚。
一旦被他发现，轻则少给你切块肉，重则直接让你饿肚皮，这个负责宰肉的人，权力大得不得了，后来大家称宰相的”宰”字，就是源自祭祀的这个”宰人”。
周公不仅仅规定了吃饭时的礼仪，还规定了每个人平常该吃什么，祭祀的时候能吃什么。
比如大夫这个级别的贵族，平常只能吃羊肉，祭祀时才能吃牛肉，士这个等级的贵族，平常只能吃鱼肉，祭祀的时候才能吃羊肉。
这还没完，他又规定了每个人能吃几道菜，吃饭的时候谁先动筷子，敬酒的时候谁先举杯子，总之条条框框，多得吓死人。
被记载在《三礼》里，也就是《周礼》、《礼记》和《仪礼》的所有规矩，其实就是一个团建策划书，而负责搞团建培训的人，就是后来的儒生。
周公的这个举动，简直是搔到了所有人的痒处，因为要想长膘，一年全靠这几天，要是歌唱的不好，舞跳的不对，那就只有被迫减肥了。
这事想想都太可怕了，所以所有的人，都得老老实实的学习礼乐。
因此《逸周书》里说，“周公制礼乐，天下大服”，这没办法不服，不服就吃不着肉，喝不着酒。
而《史记·周本记》里说，周公搞的这一套，让所有的贵族都交口称赞。
这也可以理解，因为折腾了这么半天，你自己都怕自己出洋相，万一不让你上桌子，那就直接相当于社死了。
孔子就是因为有一年，没有吃到祭肉，他就知道自己在鲁国的政治生涯完蛋了，只好灰溜溜地辞职，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去找工作了。
历经这么多千辛万苦的折腾，好不容易能坐上桌子，而且成功地通过了多如牛毛般礼仪的考验，最终能顺利地填饱了肚子，难免充满了成就感，从此感觉到和别人不一样了，自然也就把训练师当成恩人了。
这才是大家称赞周公的真正原因。
这个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周公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推广到了全国。
而大家只要完成了这个训练，互相之间就产生了认同感，实现了”亲亲”的目的，再通过反反复复地排队唱歌和敬酒，也就完成了等级确认，知道了该如何”尊尊”，实现了自然秩序。
所以《礼记》里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是不是有点妙不可言？
既然吃饭这么重要，那把饭菜做得好吃，自然就更加重要了，因为这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全世界还在茹毛饮血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了美食进阶，过关打怪了。
因此今天的中华美食博大精深，魅力无穷，碾压全世界，自然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
周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伟人，他比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等人，早了好几百年。
他不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所创建的周代政治制度，让周朝延续了八百年，这在人类历史上，同样也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总会死在沙滩上，周人凭借着礼乐制度，在度过了五六百年岁月静好的日子之后，终于遇到了危机，周公这一套突然玩不转了，那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四）要脸有多重要？
我这人有个原则，那就是交朋友的时候，要看这个人爱不爱面子。
如果一个人只要里子不要面子，那一般我对他都敬而远之，但是如果一个人爱面子胜过了里子，不管这个人的脾气再怪，毛病再多，我都觉得这是一个可交的好朋友。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原则呢？
我给你讲个小故事，你就明白这里的道理了。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里说，公元前521年，宋国发生了内乱，保皇党和造反派打成了一团，有一个叫公子城的贵族，在战场上遇到了对方阵营里，有一个练过了葵花宝典的家伙，叫做华豹。
公子诚一想，自己的小鸡鸡还在下面晃悠着，万一被对方来个猴子偷桃，自己又无蛋可捏，那岂不是亏大了？
于是他装着没看见，驾着战车就想开溜。
当然，这只是个玩笑，华豹也是一个贵族，他可没有”欲要成功，必先自宫”过，那时候的人清高得很，只不过华豹的武艺出众，大体上相当于宋国的吕布，一般人没事是不招惹他的。
华豹看见公子城和他熟人见面，居然鼻孔朝天，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想开溜，于是大喝一声：“瓜货，去年你找我借了5元钱，从此你就人间蒸发，今天看见我也不晓得还，还想装闷兜嗖？”
当然，这还是我的杜撰，只有四川人见面才会这么调侃，华豹是贵族，如假包换的河南人，还是很有涵养的，只是喊了一声：“城也”。
然后公子城的脸一下子就涨得通红，再也挂不住了，立马调转战车就来迎战，为什么呢？
因为古人的名字是不能随便喊的，就像你今天不能见面就喊别人二大爷一样，公子城虽然知道打不过华豹，但问题是他的战车上，还有两个贵族，如果这事以后被传出去，那就只有社死了。
社死和性命哪个重要呢？
估计今天的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但是古人很看重面子，更何况公子城还是一个贵族，那他就必须选择前者。
因此公子城虽然头皮发麻，也只能硬撑着和对方单挑了。
公子城哆哆嗦嗦地刚把弓拿出来，华豹嗖的一箭就射了过来，幸好这时候的战车减震不佳，一个颠簸，让箭从他和司机两个人的间隙中穿了过去。
公子城还没有来得及把箭从箭壶里拿出来，这时候他突然瞟见，华豹已经把弓拉满，马上又要射第二箭了。
公子城立刻就毛了，理直气壮地大喊了一声：“想耍赖嗦”。
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华豹居然脸红了，把弓放了下来，没有射第二箭，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等着公子城手忙脚乱地瞄准他射击。
我相信如果有一个现代人，穿越到了这一刻，可能直接就蒙了，脑袋里全是十万个为什么？
因为这是战”礼”里规定的，周代的贵族多少都有点亲戚关系，不是七舅，就是七舅他姥爷，所以彼此之间打仗的时候，必须要讲”礼”，你射我一箭，我射你一箭，讲的是公平竞赛，不带耍赖的。
周人在被周公教导了几百年之后，难免脑壳都稍微有点方。
所以华豹这个河南人，自然也是诚实得一塌糊涂，硬挺挺地站在那里，这时候两辆战车已经很近了，结果他就被公子城一箭射死了。
看到这里，大部分今天的读者，可能都有点目瞪口呆，古人的智商怎么这么堪忧？
其实他们都聪明得很，只是因为他们是贵族，所以他们视荣誉胜过生命。
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这个人太爱”装”了。
所以说到这里，你可能也猜到了，为什么我特别尊重爱面子的人，喜欢和他们交朋友？
因为这才是真正的贵族范。
和一个能矫情得像贵族一样的人相处，最大的好处，就是他不会出幺蛾子。
你看华豹一喊公子城，公子城就得乖乖的回来，公子城稍微敲打一下华豹，华豹立马就不敢出千。
和如此守规矩的人一起做事，那自然是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相反，如果我们和一个随时都能把脸当屁股的人一起混，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骗到缅甸，被人嘎了腰子。
因此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们，总是有一种喜欢复古的倾向，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看多了盗墓小说，总想借尸还魂，他们真正欣赏的，是周代贵族之间，人与人那种诚实可靠的关系。
在他们看来，假如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充满了贵族精神，把荣誉看得高于一切，彼此都谦恭礼让，那这个社会，一定是完美无瑕的。
但可惜的是，这只是理想。
理想有多丰满，现实就有多骨感。
因为在真实的世界里，除非人人都有贵族精神，那贵族精神才有意义，否则谁装贵族谁傻逼。
后来的春秋五霸里，有一个被司马迁”水”出来的霸主宋襄公，就是一个在全是痞子的世界里，试图耍帅的人。
我相信绝大多数的朋友，都听过他的故事，和楚国这个蛮夷打仗的时候，他居然要玩君子风度。
楚军半渡的时候，他按兵不动，楚军上岸后混乱，他也舍不得进攻，总之他就是按一个贵族的风范来要求自己，宁肯脑袋上被敲出一串包，也绝不和痞子同伍的那种人。
因此作为一个信奉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司马迁还是很同情他，觉得就凭他这份贵族气质，已经够得上一个霸主称号了。
由此可见，后人对贵族精神是多么的向往，而在真实的世界中，贵族精神又是多么的稀有。
那么周朝是怎么从一个人人都是谦谦君子的社会，变得礼崩乐坏了的呢？
因为周公的礼乐制度，是建立在大家都是”真”亲戚的基础上的。
周人在羌人中，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他们坚持同姓不婚，也就是男的非要找个外国老婆，女的必须嫁到国外去。
当然，这还只是一个比方，更准确地说，是同一个母系始祖的，互相之间不能结婚，隔得再远也不行，否则就是非礼。
比如孔子就曾为这事，被别人羞辱过，有一次，他到陈国去推销他的政治思想，唠唠叨叨的让对方觉得遇到了唐僧，忍不住就将了他一军，问他说：“你们的鲁昭公懂礼吗？”
孔子作为一个死忠的保皇党，只能嘴比鸭子还硬，点头称是，但对方马上掀开了他的底裤，问他：“那他怎么娶了吴国的公主呢？”
按照周礼的规定，鲁昭公姓姬，吴国公主也姓姬，他俩是不能结婚的，所以孔子被当场打脸，只能尴尬地笑道：“我孔丘也是够倒霉的了，刚长了个小辫子，就被别人抓住了。”
因此按照周人的这个习俗，青梅竹马是绝对不可能的。
不过这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周人和当时绝大多数的部落，都有联姻。
比如姜子牙就是周武王的老丈人，姜姓和姬姓部落，就是通过联姻结成的同盟，所以他们的关系才那么铁。
而跟着周武王去打商纣王的其他部落首领，也几乎全是他的叔伯甥侄，七大姑八大姨之类的，不愧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一点和商人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商人也很喜欢外族的女人，但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闺女，轻易地嫁到其他部落去，偶尔嫁一个出去，也是选了又选的，所以他们和其他的部族之间，缺乏这种血缘的纽带。
因此纣王一旦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真是找不到同族的女同胞，帮他去吹枕头风。
所以周公能想到用亲情去管理整个国家，他的这个灵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周人独特的婚姻制度的产物。
但亲戚这种事，隔了几代就疏远了，甚至走路时鼻子都碰到了，眼睛还没认出对方。
比如我有一个朋友，前段时间找了一个女友，经常来参加我们圈子里的聚会。
酒喝了无数次，串串烫了无数回，小麻将打过了无数圈，除了没有一起看过歪录像，简直是熟的不得了，但我竟然不知道，她居然和我是亲戚。
直到有一次，我参加她女儿的婚礼，居然碰到了很多其他亲戚，一打听才知道，她居然是我三代之内的表妹，这让人情何以堪。
所以周公要想让亲情成为整个国家的纽带，那他就一定要防范这种事发生，那他该怎么办呢？
他想到了两个办法，一个当然就是修族谱了，另一个就是昭穆制度。
在三千年前，想出了修族谱，这是中华民族又一次前所未有的飞跃，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让我们这个民族，从此成为了人类的大脑，为什么呢？
因为在此之前，对所有的民族来说，文字只有两个作用，一个是记录实用信息，比如自己有多少葱葱蒜苗之类，一个是和鬼神沟通，比如商人就把占卜的结果，全都刻在甲骨上，用于日后的”科研”工作。
但是周公为了防止日久亲疏，就想到了用它来记录大家的亲戚关系，搞清楚谁是他大爷，谁是他二大爷。
没想到这一下子点对了文明的技能树，因为既然把他大爷和他二大爷的名字都写上去了，那就顺便把他们这辈子是怎么虚度的，也一起做个总结吧。
可是如果要等到他们死后才来瞎编，难免会让他们在天之灵有所不安，所以最好平时就认真做日记，而做日记就需要专门的人，这个负责的人就变成了史官。
这么一来二去地，中国人从此发展出了一个独特的爱好，就是编撰史书。
纵观人类所有文明，只有中国人把他们知道的所有历史，清清楚楚，从不间断地记录了下来，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做到了这一点。
正因为有了历史，中华文明从此就有了记忆，而有了记忆，就有了生命，就有了凝聚力，所以不论是狂风暴雨，还是惊涛骇浪，再也没有人能挡住中华文明发展的脚步。
可是光有文字没有照片，要想准确地寻亲访友，依然充满了技术难度，特别是祭祀的时候，乌泱泱地来了一大堆人，眼巴巴地看着祭坛上的肉，都在那里流口水。
这时候大家的肚子都在咕咕响，巴不得两下排好队，唱完红歌跳完舞，赶紧填饱肚子，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一一辨认，谁是七舅，谁是七舅他姥爷。
于是周公又想出了一个办法，祭祀的时候，爷爷辈的和孙子辈的站在一边，爸爸和孙子的儿子站在一边。
也就是单数辈份的站一边，双数辈份的站在另一边，双数的叫”昭”，单数的叫”穆”，这样即便还是搞不清楚谁是谁，但是谁比谁辈份高，却是一目了然的。
《周礼·春官· 小余伯》和《礼记·祭统》，对此都有记载。
可是即便周公花了这么多脑筋，等到周人繁衍了五六百年之后，人数早就按指数翻了十几倍，这时候祭祀时再搞”尊尊”、“亲亲”，就会出现一个很诡异的场面：
几百甚至上千号人挤在一起，人群里几乎全是陌生面孔，一个你从没见过，穿着开裆裤，鼻龙口水的小屁孩，很可能是你的祖爷爷辈的，另一个满脸横肉，一嘴的家乡口音，让你几乎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的人，据说是你的同辈兄弟。
这个场景，实在是无法让你对那个小屁孩”尊尊”，更无法对那个横肉男”亲亲”，再加上周朝的地盘越来越大，大家串个门也越来越难，即便是亲戚见面，和路人也没什么区别了。
既然亲戚变成了路人，那大家还讲什么”礼”呢？
一旦没了约束，所有的人自然就直奔底线，所以从春秋开始，哪怕就是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大家也毫不犹豫地拿起凶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自然也就礼崩乐坏了。
所以周公虽然找到了人间”正道”，但是他想到的政策落地办法，却只适合小国寡民，人烟稀少的部落时代。
周朝初年，整个中国大概也只有500万人，姬姓的贵族只有53人，其他的联盟部落首领，大概也就200人左右，其余级别的贵族，加起来估计也不超过2000人。
所以周初一共封了71个诸侯，除开周王室之外，其他的诸侯，每个人的手下，大概也就几十百把个贵族，属于一个熟人社会，完全可以用亲情来沟通，用长幼亲疏来管理。
可是周朝经过了五六百年的发展，到了春秋时代，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2,000万左右，到处都是千乘之国。
一辆战车上就需要三个贵族，一个千乘之国，少说也是3000个贵族，这时候一个诸侯，要想靠传统的亲情，来维持和这3000个贵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
这是儒家思想遇到的第一次危机，它的核心问题，是以前运用于熟人社会的政治规矩，到了大家都是陌生人的时代，就行不通了。
因此如何在两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之间，重新找一个纽带，建立真正的亲情关系，就变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毕竟其他文明都没有遇到过这个难题，对他们来说，一个神不灵了，那就另外再虚构一个神，他们的政治基础，都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是唯心主义的。
但中华文明的底子，是无神论的，是唯物主义的。
儒家思想，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这不是编个瞎话就行的，不仅仅要理论自洽，而且还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那此后的儒家知识分子们，该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五）有钱就该当爹吗？
我有一个朋友，一开口就是外国人有多诚实，中国人有多操蛋，而他的理论依据，就是外国人信上帝。
虽然在酒桌子上，我也只是笑笑而已，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却很想告诉他一个事实，他恰好说反了，中华文明的底子才是实事求是，而西方文明从古到今，全是靠谎言支撑起来的，为啥呢？
你看我们就拿《圣经》来说，上帝造了亚当和夏娃，据说是所有人类的始祖，他们只生了三个儿子，可是这三个儿子全都娶了媳妇，那请问这些女人是从哪来的呢？
又比如《圣经》里说，创世的第一天就有了光，可是上帝在第四天才创造了日月星辰，那请问没有太阳，又何来第一天的光呢？
这样明显的逻辑漏洞，在《圣经》里比比皆是，这明摆着就是一个超级大谎言，可是欧洲人为什么还能信了几千年呢？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机灵鬼，恰好古时候生在了欧洲，胆敢问神父这些问题的话，那这个慈眉善目的老头，会毫不犹豫地叫人把你绑在火刑架上，而且是用文火，慢慢地烤。
所以西方文明的底子，一个是谎言，一个是暴力，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但这套玩法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彻底行不通了，因为中国古代的精英们，不信鬼神的是大多数，他们天生就是一群唯物主义者。
比如道家的鼻祖老子就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儒家的圣人荀子也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他们看来，你过你的，老天过老天的，你俩之间没有一毛钱关系，别把自己太当根葱，真以为神仙有那么无聊，好像随时都在看你的直播，等着为你打赏似的。
因此古代西方人争来争去的，无非就是哪个神仙更灵，但是在中国，却是争的哪种制度更好。
对于两千多年前的古人来说，中国人的这个高度，已经把整个世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所以千万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这个文明，牛逼着呢！
书接前回，我们说了，到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周公这一套不灵了，那该怎么办呢？
第一个试图拿出解决方案的是孔子。
说起孔子，我们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迂腐的老头子，但其实孔子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实际上是大大地狡猾狡猾的。
孔子是一个贵族的私生子，是他老爸在下乡考察工作的时候，和村里的小芳野合的产物。
虽然生活在二奶家庭，属于社会的最下层，但是孔子却在14岁那年，成功地实现了人生逆转。
孔子的父亲早亡，家里自然不认这个野种，但是14岁的孔子可不是吃素的，他直接就来了一场行为艺术，逼着对方低头。
这一年恰好他母亲去世，于是他就带着母亲的棺材，来到了大街上，到处向人打听，他父亲的坟墓所在，声称要把两个人合葬。
这一招太高明了，在那个小国寡民的熟人社会时代，大家互相之间都知根知底，孔家的墓园在哪里，孔子当然一清二楚了，可是他偏装作不知道，在大街上进行了一场全方位的炒作，直接把事情搞大。
那个时代的人都是要脸的，孔家自然也不例外，自家的孩子都敢不认，这个人他们丢不起，于是孔子成功地实现了鲤鱼跃龙门，从平民变成了贵族。
所以孔子从小就是一个造势的高手，一直贯穿了他整个的人生。
不过这不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我们的重点是，当时的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前面我们讲了，周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放弃了鬼神，用规章制度来管理整个社会的政治家。
他的这套政治思想的核心，就是要像管理一个家那样，管理一个社会。
因此搞清楚谁有资格当”爸爸”，谁有资格当”儿子”，才能理清管理链条。
但问题是即便理清了管理链条，给别人当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不给别人发糖，别人凭什么叫你”爹地”？
可是周朝到了春秋时期，很多当爹的混得还不如儿子好，别说给儿子发糖了，甚至要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还要看儿子们的脸色。
比如到了孔子这个时代，鲁昭公的日子就过得清汤寡水，相反鲁国的三桓，也就是鲁昭公的几个兄弟，却过得风生水起。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
这是分封制造成的，分封制在本质上，就是大家分家过，时间久了，那自然就有日薄西山的，也有锦上添花的。
比如一个家庭里，大哥家本来是族长，他那一支最有钱有势，自然全族的人都要听他的话。
可是没想到后代的子孙不肖，只知道喝酒泡妞，几代之后家道中落了，从大地主混成了看门的大爷。
而二弟家本来不怎么样，但是后人给力，运气又特好，连中了几次彩票，结果就变成了大富翁。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你说族里的人现在遇到了困难，是去找那个看门的大爷呢？还是去找那个大富翁？
再加上万一这个大富翁，人又有一点”傻”，你向他借了一万块钱，等到还钱的时候，他跟你说：“大家都是亲戚，怎么这么较真呢？你帮我保管着这一万块钱也够累的了，这样还五千就可以了，剩下的五千你就留作辛苦费吧。”
遇到了这样的主，你是不是难免心情有点激动，也会像夜总会里的小姐，遇到了有钱的大叔一样，恨不得直接就喊他们干爹呢？
相反，那个作为族长的看门大爷，问你借了十万块钱，当你找他要的时候，他却做脸做色的怪你说：“都是亲戚，钱不过就是纸嘛，能浓于血吗？你咋这么较真呢？钱有亲情重要吗？”
你会不会心里有一千匹草泥马在奔腾，恨不得扇他两个大耳刮子？你对他还会有一点点的尊重吗？
这实际上就是从春秋开始，在各国不断上演的故事，齐国的田氏，玩得最出格，他们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疯狂地收买人心，最后成功地篡权夺位。
周公当初，只想到了管理一个家庭，需要长幼和亲情，可是他没想到的是，谁能当爹这种事，不是光有户口本就可以了，还需要实力，没有实力，甚至连亲情都维持不住。
而孔子所在的鲁国，鲁昭公就混成了看门大爷，他的几个兄弟，也就是三桓们，全都变成了董事长。
你说这到了过年过节，亲戚们聚餐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拍董事长们的马屁，谁还把鲁昭公这个看门大爷放在眼里？
而鲁昭公偏偏还受不了这个刺激，非要大吵大闹，自然也就被扫地出门了。
对于这个现象，孔子是非常看不惯的，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周公的小迷弟，属于儒家思想的原教旨主义者，而是因为每次发生换”爹”事件，就会伴随着这残酷的战争和野蛮的屠杀，给整个国家带来沉重的苦难。
而且这些新诞生的”爹”，通常缺乏权威性，所以很容易又被别人推翻，从此让这个社会陷入恶性循环。
比如三桓才赶走了鲁昭公，而三桓的家臣阳虎立刻依葫芦画瓢，有样学样，不仅仅把三桓架空，而且还准备把他们全体干掉。
因此孔子觉得，要是谁有钱谁就能当”爹”，把真正的”爹”晾到一边去了，那这个家岂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孔子的主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不管有钱没钱，大家还是得把户口本上的爹当爹，这样才符合自然规律，不然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流血之中。
可是哪怕我们用脚趾头想一下，都会发现这事不靠谱，就好像大家团年的时候，酒席是董事长请的，红包是董事长发的，可是孔子却在那里振振有词地，想让大家把看门的大爷当回事。
可是这个看门的大爷，早就穷困潦倒，你非要让他出来给大家做主，你觉得这时会发生什么状况？
说不定哪个七大姑八大姨就会冒一句：“谁家的疯狗在叫呀？怎么没人管一管呢？”
所以孔子的这个政治主张，实在是太不靠谱了，因此他这一辈子周游列国，却四处碰壁，最后只能”惶惶如丧家之犬”。
孔子虽然没有提出一个解决之道，但他却是第一个，准确地描述了周公政治思想的人，因此作为儒家的开山鼻祖，他也是当之无愧的。
更重要的是，他虽然只是一个嘴炮，不算一个合格的政治家，但嘴炮也有嘴炮的好处，那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而这些人，就开始了不停地探索，如何把孔子的思想落地。
下一个出场的人，就是孟子。
说起孟子，今天的人更爱吐槽的是孟母，也就是孟子他妈，这位老太太可是中国学区房的创始人，也是后来所有中国虎妈的代表，正是因为孟母们太注重子女的教育了，动不动就要三迁，所以才把中国的学区房炒成了天价。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这人要是活在现在，大概也是互联网上的杠精了。
孟子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和人辩论，总是能把键盘敲得噼里啪啦，用雨点一样的口水，把对方淹没。
所以有个叫公都子的人，对此非常好奇，就跑来问孟子：“大家都说你是个杠精，你能对此谈谈自己的感想吗？”
没想到孟子一点都没有脸红，反而义正词严的回答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看来责任全在女方。
孔子要大家不要仗着有钱，就不把户口本上的爹当爹，但他同时也对当爹的提出了标准，就是你不能老想着去吃大户，你得拿出一点诚意来，也要记得在群里给大家发发红包，这就是所谓的仁政了。
可是问题是，当爹的已经沦落成了看门大爷了，他怎么给大家发红包呢？
更重要的是，这个爹只是辈分上的一个爹，属于干爹，早就没了亲情关系，辈分上的子女都不把他当成一回事，那又该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于这些问题，孔子只知道吐槽，除了吐槽之外，他也无能为力。
而孟子则不同，他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当爹的你穷点也没关系，但是只要你不要老想着去揩大家的油，大家还是会尊重你的，为什么呢？
孟子抛出了一个观点，就是性善论，他声称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可是为什么一些人有了一点钱之后，就横着走路，也不把爹当爹了呢？
那是因为他们后来学坏了，老是跟着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天天去夜总会逛，一天到晚跟小姐们打得火热，却从来不把老子当回事，都是因为当初没有教育好，所以教育很重要。
因此在孟子看来，不论是爹地还是子女，只要每个人都把内心的善发掘出来，用善意去互相对待，那所有的问题，岂不是迎刃而解了吗？
所以孟子坚决反对用武力去解决问题，他声称春秋无”义”战，因为在所有的战争中，流血最多的都是人民。
那要是当”爹”地教育不过来，就是个恶茬怎么办呢？
孟子给出了答案，换个善良的人当爹。
这个想法在两千年前，是石破天惊的，简直就是现代人的思维方式。
所以即便是一千多年后，当那个视权力如生命，专制独裁的朱元璋，看到了孟子的这个说法的时候，竟然气得拍桌子掀板凳，勃然大怒，甚至要把孟子的塑像从孔庙里搬出来砸碎，后来大臣们苦苦相劝，也不肯作罢，依然下令必须把孟子说的这些话从书里删掉。
那孟子说了些什么呢？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所以谁说儒家是奴性学说，至少在孟子这里，儒家是充满了浩然正气的，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原则；是”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精神；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思想品格。
孟子的文风很像鲁迅，即使今天读起来，也依然铿锵有力。
孟子认为一切问题都是思想问题，政治正确是施政的关键，但问题是，真实的世界哪有这么简单，别人的拳头比你大，又不听你的该怎么办？
当孟子周游列国，去推销他的政治思想的时候，所有的执政者，都想得到这个答案。
但孟子没有答案，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喊口号，而每一个口号又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所以没有哪个国君敢反驳他，但也没有哪个国君把他当回事，儒家思想这个时候就陷入了僵局。
虽然我们用调侃的语言，戏说了孔子和孟子，但他们事实上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灯塔。
周公创造的儒家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实践，也就是他首先观察到，一个完美的家庭，一定是人类最佳的组织方式。
所以既然这个原理是正确的，那把这个方式，推广到管理整个社会上去，自然也是科学的。
周公虽然进行了政治实践，但是这套理论，却是孔子最先完善的，而对于一个完美家庭，应该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则是孟子提出的。
因此中华文明的底子，是实事求是和科学的，这和西方人靠用谎言编织的鬼鬼神神，来治理整个社会，完全不在一个境界上，所以儒家思想，很可能才是人类永远的灯塔。
所以后来的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站在这个角度上来看，完全是恰如其分的，因为即便是今天的西方思想，它也不是对事实的总结，而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都是从基督教原理推演出来的，它的根是不牢靠的，是不科学的。
关于这一点，我在《归因论》里，《中国为什么迫切需要一种自己的”普世”价值？》，已经做了详细的剖析，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孔子和孟子虽然指明了方向，但儒家的再次落地，却是极其漫长的，此后儒家的弟子们，开始了全方位的摸索。
活跃在战国政治舞台上的所有改革家，全部都出身于儒家，没有例外。
无论是魏国最早开始变法的李悝、吴起，还是后来的商鞅、韩非、李斯，他们都是儒家弟子。
李悝和吴起就学于孔子的门徒，子夏的弟子曾申门下，商鞅则受到了李悝和吴起的影响，韩非和李斯是儒家三圣之一，荀子的门徒。
他们所肩负的任务，就是在现实中，如何让孔子和孟子的理论落地，而这个落地的法宝，就是法家。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对法家的看法存在很大的谬误，其实法家就是儒家的一体两面，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认识上的失误呢？
因为他们都跑偏了，他们光记着孔子和孟子讲的那些大道理，而忘了儒家政治要解决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用管理一个家的方式来管理整个社会。
而回到战国时代，儒家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爹”在这个时候，都混成了看门大爷，那该如何让”爹”能有个”爹”样呢？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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